在别的国家，改革弊政所以那么困难，是因为弊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不象在中国那样，君主受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改革与发展相脱节的情况。[8]胡康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几个问题的探讨》，中国人大网2010年8月30日。
这一年的12月，乔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也相应提出：立法工作要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对普遍意义上的法律与社会变迁关系，从萨维尼、边沁、穆尔、伯尔曼、哈耶克、庞德等西方学者，到中国的学者，都见仁见智，阐述了不同的立场见解。蔡定剑认为，经验立法主要靠政府去实践和总结经验，导致立法的主动权和优先权让位给政府，而人大立法大权旁落。相对于单纯依靠政策等行政的手段进行改革，这种管理方式的转变无疑是质的飞跃。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125]前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总结十届全国人大期间的统一审议工作时也说，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立法。立法推动改革前进的策略曾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遇到阻滞和曲折。原书分二册，中译本亦分上、下册。
总之，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无论是孟德斯鸠的批判，还是魁奈的赞扬都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并认为如果将这种偷盗行为视为孝子之行，实质是承认了斋为盗本，佛是罪根，从而也就否定了神明、曲解了孝心。古先哲王，其制刑之精义如此 以上节文表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礼与法关系理论上的主流认识。
【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 ,传统法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法治的绊脚石而受到责难。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古代法虽处在解体之中，但对当时人来说古代并不陌生，古代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仍然存在，其为研究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对象。
这种以西方法为标尺衡量中国传统法的短长，在研究之始已经预设了西方法的合理，其结论也自然是将西方法中有，而中国法中无的，视为中国法的缺陷。但应该说明的是不同种类的法的形成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其无优劣、好坏、进步落后之分。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34] 《古代法》，第14页。
在法典产生的初期不管它们的主要性质是如何的不同，它们中间都夹杂着宗教的、民事的以及仅仅是道德的命令。人口这样众多，如果生计困乏便会突然发生纷乱。因此 ,在批判传统法的同时 ,我们需要反省对传统法的态度、反省研究中所持的标准、反省研究的方法 ,以求更准确、更合理地解读中国传统法。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
比如梅因在《古代法》中认为一个国家民事制度的变化和发展是产生静止的社会和进步的社会的原因。比如，梁启超于1896年写成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明言：文明野番之界虽无定，其所以为文明之根原则有定
也即在全球化进程中公权力扩张增长的同时，确认和保障私权利的同步增长，并以不断成长的私权自由空间和自由主义剃刀，来划定公权力必须止步的边界，进而对公权力进行同步性的分割分解、平衡制约和促进民间自治。尽管35年来的司法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
其直接后果就是法律纸面化——只存在于书面法典中，而未能变成生活中实际运行和遵守的规则，甚至变成抵制的对象，社会失序也就在所难免了。这样，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之间交互作用与影响，并进而导致法律规则、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社会生活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裂痕和分离。治理是一个多中心、参与性、协作化的博弈共治过程，它不再靠传统政治权威和强力控制方式来操作，而是一切都要通过规则和程序来予以设定、规范和保障，使多元性与一致性、自由性与秩序性、中央性与地方性在规制框架中得以整合和良性运行。这必然要形成既张力平衡、又兼容互补的双重治理规则、机制和秩序，法治中国建设也将深蕴其中。顾培东：《中国法治的自主型进路》，《法学研究》2010年第1期等。再次，培育理性自律的自生自发秩序。
一方面，存在严重的公民身份和权利等差（如户籍、就业、子女教育），参政议政和权利诉求渠道不畅，导致公民权利残缺和参与空间受限，公民角色认知和参与能力不足。这就需要克服纯粹的法条主义、过度的国家主义和不接地气的拿来主义倾向，积极培育法治的本土根基、加强公民社会建设。
基于破除改革深水区的体制机制障碍的需要，《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要求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各类民间组织的行业治理规则、社区自治规则、村规民约、风俗习惯等，都将成为民间治理的重要规制形式，从而实现官民互动的多元规则之治。
35年来的改革开放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既有改革开放能量却已基本释放完毕，中国又重新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首先，是去行政化、去地方化。
而在新形势下，司法公信与权威建设将会对法治中国战略产生关键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需按《决定》确定的目标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它将带来两大深刻变革：一是国家管理方式要从统治走向治理，二是政府治理与民间治理的双管齐下。特别是在司法改革的攻坚阶段，还可能会出于政治正确的方向考量，而将一些政治思维渗入司法、并构建并不适宜的政治性司法原则，这也正是当下法治进程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之一。同时，在这种过度形式化追求的立法进程中，又存在着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律化、权力扩张法律化、既得利益的法律固化等问题，而当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被诉风险和阻力之时，便以立法这种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来予以规避和强力扩张，如将拆迁政策上升为条例就是例证。
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日渐凸显，既有体制制度的滞后性日渐突出，它越来越难以吸纳、包容日益高涨的社会诉求，致使国家单轮驱动的法治建设方式遭遇一定的困境和危机。另一方面，尽管国家法仍赋有主导性和权威地位，但不再独霸天下，而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生互补。
再次，是人权保障，倡导司法独立运行，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准则和约束。因此，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要通过深度改革拓展民主参与和权利表达渠道，强化权利保障机制，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性品格和精神，以推进法治秩序的形成。
其一，着力兼容直通，避免另起炉灶。 三、法治中国建设的渐进平衡策略 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无疑面临一定的困难、挑战和风险，而采取渐进平衡策略，也许才是代价更小、成效更大的现实选择。
这样，法治中国建设就将实现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两轮整合驱动，顶层设计与民间实践相促进，进而推动法治秩序的平衡发展与和谐建构。首先，形成互控平衡的权力制约机制。其次，是去政治化，但这并不是说司法机关要与政治绝缘，更不是要否认党的领导，而是说要避免过去那种以政治思维、政治原则、政治方式来干预、操控司法的不良习惯，还司法以独立的身份、品格和运行程式。4.司法独立与人权保障。
注释: [1]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但另一方面却也出现了法条主义倾向，也即构建法律体系本身似乎已成了目的、甚至变成一种政治成就的标志。
无论法治有多少地方性和多样性，但都必然具有共通性。而法治中国建设方略的提出，则将带来法治进程的重大转向。
一方面，国家会通过理性构建的努力来对自生自发秩序进行导引和调控，而民间力量通过经验理性所促成的自生自发秩序，则会对理性建构秩序产生补充和支撑作用，从而形成某种耦合与互动。也许在法治启动之初，公权力会以开明姿态来积极推动法治建设，以获得更充分的统治合法性和社会秩序预期，但到法治进程中期之后，法治越来越趋向于限制公权、保障私权的时候，公权力的动力就会锐减或丧失，国家主义法治进路所固有的局限性也会日渐暴露，某些公权力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谋还有可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重要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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